2008年4月11日星期五

转两篇文章

很少直接在blog上转载文章,今天读了两篇,觉得很有益处。特地转来,算是对前些天写的东西的一个注脚吧。

2008年04月10日 星期四 于 15:32:20 · 长平 发表在: 百家争鸣

  北京奥运会采火仪式在希腊举行时,遇到“记者无国界组织”成员的抗议,警方及时控制了事态,仪式按照既定程序完成。此事件在国内媒体报道后,引 起了民众的极大反响,很多网民充满了斗争意识,强调“西方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”,“我们应该严阵以待”。在我看来,这些情绪未免过分紧张。抗议活动在大 型国际活动中司空见惯,奥运会也不会因为这一类抗议而受到影响。  一部奥运史,是世界各国人民向往和平、欢乐、交流和发展的历史,但是从另一方面说,它同时也是一部表达抗议的历史。现代奥运会的第2届就遇到一 个巨大的挑战,那就是有些国家不顾创设者顾拜旦的坚决反对,派出了女子运动员参赛,打破了古代奥运会对妇女的禁忌。此后奥运会中的抗议或捣乱活动几乎没有 间断,大到苏联出兵阿富汗,小到大学生的一个玩笑。1956年,中國政府认为国际奥委会蓄意制造“两个中国”,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表声明,宣布不参加第 16届奥运会,以示抗议。1958年,中国中断了与国际奥委会的一切联系,直到1979年才恢复。
  前些天包括央视在内的各家媒体,也从趣味历史的角度,报道了不少奥运会火炬传递史上的抗议活动。比如悉尼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,本国反对奥运 会的人士千方百计阻止火炬传递,有的用弓箭远射,有的跑去拦截火炬手,有的要抢去火炬扔进大海。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,更有一名叫拉金的大学生和同学开 玩笑,弄了个假火炬跑去交给市长,市长接过后已经发表演说时,才发现真正的火炬手正在跑来。这些小“闹剧”并没有影响到这些奥运会的成功举办,中国媒体在 回顾时喜闻乐见地称之为“一道奥运风景线”。
  新华社在报道最近这一事件时,没有采用在报道别国抗议活动中使用的“抗议”字眼,而代之以“捣乱”、“闹事”、“笑柄”等词语。其实,所有的抗 议活动,在奥运会主办者看来都是捣乱和闹事,但未必是笑柄。从历史上看,有些抗议毫无道理,有些抗议为闹而闹,有些抗议却很有意义,无论哪一种,都会给主 办者带来麻烦。毫无疑问,主办者应该安排警力,维持秩序,应对骚乱。抗议活动中使用暴力都涉嫌犯罪,应该严厉制止,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的人质惨案更 是遭到全世界的谴责。但是对于更多的非暴力的和平抗议,国际惯例都是宽容对待,理性维持。1956年那个大学生拉金,还得到澳洲人的会心一笑,到了 2000年悉尼奥运会选他当上了真正的火炬手。
  不单是奥运会,我们从新闻中还可以看到,几乎所有的大型国际活动,比如八国峰会、世贸组织大会、联合国大会等等,都伴随着抗议活动。道理很简 单,无论哪国政府,哪个国际组织,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人满意,必然存在反对意见。这时只有两种选择,要么允许这些反对意见表达出来,要么禁止表达。表达意见 的人,都希望借助大型活动把声音放大,这是很自然的逻辑。有人说这是西方的“抗议文化”,其实中国人又何尝不是如此?在古代有百姓拦住巡抚的官轿喊冤,现 在则有很多人赶在全国“两会”的时候上访。有些人为了让自己的意见更受重视,还会耍出各种花样来。比如2005年的香港世贸组织大会上,韩国农民跪拜游 行,中国媒体都称赞说很有创意。
  宽容对待抗议者不仅是对表达反对意见的尊重,而且有助于培养一个自由的充满活力的环境。2004年初我去雅典旅游时,亲眼看见那里奥运前夕的散 漫和无序。当时国际媒体都为它着急,觉得这一届奥运会肯定是办砸了。结果他们忙了一阵,拿出一个举世震惊的开幕式来,成为奥运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。我认 为,这种创造力跟自由散漫的环境是有关联的,整齐划一的文化中只有团体操的优势。
  需要声明的是,我这些意见并不涉及“记者无国界”组织成员的抗议内容。即便我坚决反对他们的抗议主张,我也愿意尊重他们表达抗议的权利。奥运会作为一个全球性的体育盛会,应该释放出一种自由、和平与宽容的气息,而不是一种紧张、固执而排他的大一统观念。
  作者:长平


作者:十年砍柴 提交日期:2008-4-11 11:09:00
  
  九年前的那个五月,我刚被国务\院机构分流的风暴,卷到一家报社。心里难免郁闷,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。因为和新单位的人还不熟悉,于是不时回那栋位于朝阳门以南的大楼找原来的同事玩。
  那两天,我恰好碰到了一场大戏。一驻外使馆被美帝的炸弹“误炸”,两位记者殉职。那家使馆在大楼的东面,只有一箭之遥。我和几位哥们站在九楼,目睹了那场热闹。旗帜飘扬、喊声震天,我们也似乎感觉到曾有的青春激荡。
  但是,也就是那么一下激荡而已,我和朋友更多的是冷眼观潮的心态。工作了五、六年,小吏的生涯让我明白了许多事情,所谓的“爱国”、所谓的“义愤”在当下的环境中,究竟是什么东西。
   要说对牺牲的两位记者不同情,那就冷血了,要说对美国的“误炸”不义愤,也是假的。可是,我决不会参入那场表示愤怒的游、、、\\\行。因为这种自由表 达是上峰的恩赐,这种选择性的自\\由,我谢绝。如果对美国抗\\议的游\\行和自己政府抗\议的游\\行,都能自由地举行,那么我会参加这场抗\\议美 国的\\游\\行。而当自己这样的义愤,仅仅被当成某种砝码,我宁愿旁观。
  看到那些在队伍面前呼喊口号,指挥抗议的年轻人,我知道很多是学生 干部,他们的心思难道和队伍里大多数的爱国青年一样么?大学时当过学生干部的我很不以为然,我知道身边的学生干部,比起一般同学太成熟了,他们许多人早修 炼成心底波澜不惊,外表演技超群。他们争着接受记者采访,争着上镜,或许目的十分明确,博得学校的喜欢,作为就业的一种凭藉。
  最后爱国者的热情也没有把政府的“血性”激发起来,该怎么着还怎么着,一切太平无事,大佬仍然以去大洋那一头某家私人牧场里吃烤肉为荣。
   再后来,这样的戏又在抗议日本时演了一次,只是群众演员换了新一茬,编剧、导演和剧情没什么变化,这次更是令爱国青年们失望,还没过瘾就被压下去了。 “一次性夜壶”的说法不胫而走。本来就是“夜壶”么,夜壶当然有夜壶的价值,认清这点,心甘情愿充当夜壶,博取一点利益完全可以理解,如果硬要把夜壶当成 茶壶那就自我感觉过于良好,强烈的失落感必然接踵而至。
  九年好像一瞬,这世道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。九年前那些爱国青年今何在?也许,一些人去了大洋彼岸,一些人成为科级、副处级干部,一些人成为白领,多数人成为房奴。不知道看到新一代爱国青年,他们今天会作何感想?也许说一句:“谁没年轻过!”
   爱国,在今日中国,太容易也太难。说爱国容易,只要把“爱国”的标签往头上一贴,似乎就如练了极高的武功,遇神杀神,遇佛杀佛,手里揣着几顶“汉奸”、 “叛徒”、“洋奴”的帽子,就像当年给地富反坏右的红卫兵前辈一样,看谁不顺眼便奉送一顶。我觉得爱国青年们对历史应该全面地了解才行。当年“扶清灭洋” 的义和拳兄弟当然有质朴的爱国情怀,可是一旦西狩的太后等和各国签订条约后,回銮第一件事就是剿灭那些曾忠心拥戴她的拳民,爱国的师兄弟一夜之间成为官府 镇压的暴徒。四十年前,革命小将对红太阳忠心耿耿。等到最大的走资派被消灭,红太阳的光辉无人敢挡时,一句话:“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”,一挥手就把这 些小将发配到广阔天地中去锻炼,直到曾被他们打倒的二号走资派复出,小将们才得以大批回城。这类爱国青年,从来就是朝廷的一次性“夜壶”,可广土众民的中 国,这样的“夜壶”从来是前赴后继,不担心后备力量匮乏。为什么?
  说爱国太难,是在这样一个比拼“爱国”pose的国度,一些真正的爱国者反 而难以立足,而被视为异类。而爱国和爱政府爱执政党牢牢捆绑在一起,不允许质疑,就如古代的忠君和爱国捆绑在一起那样,君王再混蛋臣民也必须无条件忠诚, 君王可以毁江山,却要求臣民殉江山。大学时读过高尔泰的文章《雪落黄河静无声》,他质疑丛维熙小说中一位主人公的“忠贞”,这位先生知道自己相爱的人在 60年代初曾有北逃他国的计划时,认为她对祖国不够忠贞而忍痛分手。难道当年逃出去的马思聪先生不爱这个国家?难道现在还在异邦的高尔泰不爱这个国家?只 有死在此处的傅雷、老舍,才算是爱国?丛维熙这样的爱国观至今还被许多人提倡,一些人自己把子女、把金钱送到国外,而要求别人无条件“爱国”。臣民没有资 格也没有义务爱国,因为他的目的仅仅是活着,只有公民才有资格有义务爱国。如果连起码的公民权不能维护,不能自由地表达,不能以一个现代公民的姿态去监督 批评政府,他的爱国情怀只能是有些人的“一次性夜壶”。
  托克维尔说过:“民族意志,是任何时期的阴谋家和所有时代的暴君最常盗用的口号之一。”爱国牌“夜壶”也常是这类人排泄的首选。
  要爱我们的国家,请从争民权开始!

没有评论:

发表评论